熟悉不是证据，重复也不会让事实变多

熟悉不是证据，重复也不会让事实变多

设想一家公司连续五天收到同一种市场判断。第一天来自行业通讯，第二天由同事转述，第三天出现在会议材料里，随后又被两位顾问提起。纸面上有五次出现；顺着链接往回找，却可能都源自同一份未经核验的简报。会议桌上的声音越来越整齐，证据树上仍只有一根枝条。

这里容易混在一起的是两种计数。接触次数记录一句话进入视野多少回；独立证据数记录有多少条彼此分开的观察或检验支持它。前者改变熟悉度，后者才可能改变我们对事实的依据。本文的核心判断是：当独立来源数和可检验内容没有增加时，更多接触可能抬高一个命题的平均真值评分，却没有增加它的证据量。 这是可反驳的判断。如果将来源独立性、语义和记忆条件控制后，重复效应稳定消失，就应收窄“重复本身”的作用；如果新增接触来自真正独立的检验，证据量则可能随之增长。

三个人说有虎，究竟变了什么

《战国策·魏策二》写庞葱将陪太子赴邯郸，临行前问魏王：若一人说市上有虎，王信不信？两人说呢？三人说呢？问答从“不信”推到“寡人信之”。庞葱借此说明，远行以后诋毁自己的人不止三个，希望魏王明察；后来他果然不得再见魏王。

这个故事敏锐地抓住了众口如何改变政治判断，却没有替现代实验提供一个“三次阈值”。叙事每推进一步，说话人数与出现次数同时变化，听者还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不同的人。它无法回答：同一来源重复三遍会怎样？三名说客是否互相抄袭？魏王的回答是当场表态，还是稳定信念？将“三人成虎”读成“谎言重复三次就会被相信”，反而抹掉了故事中最值得追问的部分——那些声音是否真的彼此独立。

《战国策》关心的是进言、谗毁与君王耳目之间的政治结构。谁能持续抵达权力中心，本身就会影响什么显得可信。现代心理实验则把刺激、间隔和评分任务尽量拆开，问同一句陈述再次出现时，平均判断如何移动。两者照见同一危险，却不处在同一个解释层级：前者揭示言路的权力不对称，后者测量受控任务中的熟悉效应。

一次旧识，已经可能带来小幅差异

1977 年，Lynn Hasher、David Goldstein 与 Thomas Toppino 让参与者对真假混合、表面看来可信的陈述作有效性评分。三个阶段相隔两周，重复出现的项目评分随接触上升，未重复项目没有同样变化。这项研究奠定了后来所谓“虚假真相效应”的实验问题：先前见过，可能让一句话后来显得更真。

“显得更真”必须读得很窄。实验得到的是量表上的平均评分差异，并没有直接观察参与者是否据此下注、转发、购买或投票。评分提高也不等于每个人形成了坚定信念。研究说明一种判断倾向可以被测到，尚未包办它离开实验室后的社会后果。

2015 年 Lisa Fazio 等人的两个实验各有 40 名 Duke 本科生。他们把重复与可估计的既有知识交叉，发现即使陈述和参与者可用的知识冲突，重复仍能提高平均真值判断。这个结果最容易被夸大成“知识无用”。更准确的读法是：知识存在，不保证它在当下自动被提取并用于核验。样本很窄，任务也只是实验判断；一个人在量表上给出较高评分，和他已接受整套说法，仍隔着一段距离。

现实感更强的材料也出现了相近模式。Pennycook、Cannon 与 Rand 在 2018 年用仿 Facebook 呈现的 2016 年美国大选真假新闻标题进行预注册在线实验。两个实验合计超过 1,800 人；一次先前接触使虚假标题的平均准确性评分小幅上升，效应约为 d=.20–.21，约一周后仍能观察到。极端不可信的陈述没有出现同样的重复效应。它说明材料换成政治新闻后，熟悉仍可能参与判断；它没有证明重复决定分享，更没有把选举结果归因于这一个实验效应。

所以究竟要听几次

“几次以后才会像真话”没有一把通用刻度。Aumyo Hassan 与 Sarah Barber 在 2021 年直接操纵重复频率：实验一最终 51 人，先前呈现 1、3、5、7、9 次；实验二最终 57 人，呈现 1、9、18、27 次，一周后再让旧项目与新项目一起接受评分。最大的跃升发生在从未见到见过一次之间；继续重复仍可能增加评分，但边际增益趋减。九次以上的两两增量在该设计中未达显著，只能提示可能接近渐近线，不能据此宣布“九次封顶”。而且材料是真实冷知识陈述，研究没有用假陈述，也没有观察现实行动。

2026 年 Steeven Ye 等人的系统综述和元分析把尺度拉大：99 篇文章、182 项研究、366 个效应，总样本 31,184。PEESE 校正后的平均效应量为 g=.37，95% CI [.30, .44]，同时存在显著的研究内外异质性。182 项研究中仅 43 项被评为低偏倚风险，139 项“有一些疑虑”，并有小样本或发表不对称迹象。初始任务、真实性提示、材料类型都会调节结果，新闻标题的效应又小于标准陈述。

这幅总图与“某个数字一到，大脑便投降”的说法相距很远。平均效应存在，但幅度小、条件繁多、研究质量不齐。地域分布尤其不平衡：综述所报研究中欧洲 49 项、北美 47 项、亚洲仅 1 项。我们可以据此谈一种在现有研究里反复出现的判断倾向，却没有足够材料断言中文受众的效应大小相同。文化差异也不只是把西方样本换成东方样本；信息权威如何形成、转述是否被当作独立来源、公开纠错需要付出什么代价，都可能改变重复被怎样理解。

休谟提供了必要的反例

如果文章在这里停下，容易滑向另一种懒惰判断：凡是重复都可疑。休谟在《人类理解研究》第五节讨论经验推断时，恰好迫使我们把这句话说完整。反复观察对象之间的恒常联结，会经由习惯形成期待；推断仍要从当前感官或记忆中的事实出发。休谟谈的是经验归纳，不是在预告二十世纪的虚假真相实验。

他的论述构成关键反例。天文学家在不同夜晚独立观测同一天体，实验室分别重复制备并测量一种材料，医生在多个独立样本中观察疗效，这些“又一次”可能真的增加证据。增加的理由并非结论变耳熟了，而是世界再次经受了可检验的询问。相反，一百个账号转发同一张截图，或十篇报道都回指同一名匿名消息源，传播节点虽多，观察过程未必增加。

独立性也有程度，不会因为机构名称不同就自动成立。两家实验室若使用同一批污染样本，三份报告若从同一个有缺口的数据库取数，它们的错误仍可能一起移动。反过来，同一团队在预先公开方法后更换仪器、样本与分析者完成复现，也可能提供实质新信息。因而证据计数还要看失败方式是否共享：几条结果若会被同一个错误同时推倒，就不宜把它们当作足额的多份支持。

《战国策》让我们警惕声音占据君王耳目的次序，休谟让我们说明经验如何产生期待。二者无法被抹平成一句“古人早已发现重复效应”。前者的焦点是政治进言及其后果，后者的焦点是从经验到推断的认识论难题。放在一起，它们给出的分界反而更清楚：数人头不够，还要追问每个人带来的究竟是新观察，还是旧说法的回声。

让核验发生在熟悉之前

熟悉并非毫无用处。面对大量低风险信息，人不可能每次都从头考证；处理起来顺畅，常是一种节省时间的线索。危险出现在这条线索被误当作事实本身，尤其当同一内容经过多层转述，来源谱系被界面隐藏之后。

Brashier、Eliseev 与 Marsh 2020 年的四个实验给出了一条有条件的干预证据。四项分析样本分别为 103、99、68、89 人。初次接触时先要求参与者判断准确性，而非判断兴趣，在相关知识存在时可以消除后续观察到的重复真相错觉；相隔两天仍见到这一模式。它没有提供对所有命题和平台都有效的处方，却揭示了时间顺序的重要性：若第一次见到一句话时先提取知识、核对准确性，熟悉感之后就不必单独承担判断。

现实中的核验可以从一句追问开始：这次出现带来了什么此前没有的观察？若答案只是换了说话者、标题或版式，证据账上不该新增一票。若它报告新的测量，使用独立样本，公开可复查的方法，而且失败结果也有机会出现，那么重复才开始具有休谟式经验的分量。独立并不保证正确，多项研究也可能共享偏差；但没有独立性，所谓“多方证实”往往连第一道门都没有跨过。

这一区分也规定了本文的失败边界。真值评分若没有迁移到相信、分享或行动，就只能停留在评分层；实验室里的小平均效应不自动解释宣传成败、购买选择或政治结果。对于来源明确、先验极低、主动核真的命题，重复效应可能很弱甚至不出现。反过来，若未来的多实验室研究在可比条件下稳定得到零效应，或证明控制来源记忆后重复不再独立起作用，本文关于熟悉度的判断就需要修改。

我们常把“许多人都这样说”缩写成“证据很多”，因为界面展示前者比展示后者容易。可一条消息的传播史与一个命题的检验史，是两本不同的账。证据的计数单位不是声音，而是产生声音的检验过程。 听过多少次，告诉我们一句话走了多远；有多少独立证据，才告诉我们它在事实面前站得多稳。

出处与限制

• 《战国策·魏策二》「庞葱与太子质于邯郸」，中国哲学书电子化计划，URN ctp:zhan-guo-ce/pang-cong-yu-tai-zi-zhi：https://ctext.org/zhan-guo-ce/pang-cong-yu-tai-zi-zhi/zh。正文只短引篇中问答并作作者解释；该叙事同时改变人数与次数，不能用来识别现代实验效应或“三次阈值”。
• David Hume, 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, Section V, §§36–38，据 1777 年身后版重印，L. A. Selby-Bigge 编第二版（1902），Project Gutenberg eBook #9662：https://www.gutenberg.org/cache/epub/9662/pg9662-images.html。正文作释义；休谟讨论经验归纳与习惯，不是虚假真相效应的机制研究。
• Lynn Hasher, David Goldstein & Thomas Toppino, “Frequency and the Conference of Referential Validity,”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6(1), 107–112 (1977)：https://doi.org/10.1016/S0022-5371(77)80012-1。只支持特定任务中的平均有效性评分变化；本文不补写未核实样本量，也不外推行为。
• Lisa K. Fazio, Nadia M. Brashier, B. Keith Payne & Elizabeth J. Marsh, “Knowledge Does Not Protect Against Illusory Truth,”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: General 144(5), 993–1002 (2015)：https://doi.org/10.1037/xge0000098；PubMed：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26301795/。两个实验各 40 名 Duke 本科生；结论限于知识未在这些任务中自动消除效应。
• Aumyo Hassan & Sarah J. Barber, “The effects of repetition frequency on the illusory truth effect,” Cognitive Research: Principles and Implications 6, 38 (2021)：https://doi.org/10.1186/s41235-021-00301-5。研究使用真实冷知识并测评分；递减增益不等于九次封顶，也不等于人人相信。
• Gordon Pennycook, Tyrone D. Cannon & David G. Rand, “Prior exposure increases perceived accuracy of fake news,”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: General 147(12), 1865–1880 (2018)：https://doi.org/10.1037/xge0000465；材料与数据：https://osf.io/txf46/。受控在线实验不等于自然平台因果研究，准确性评分不承担分享、投票或选举结果。
• Nadia M. Brashier, Emmaline Drew Eliseev & Elizabeth J. Marsh, “An initial accuracy focus prevents illusory truth,” Cognition 194, 104054 (2020)：https://doi.org/10.1016/j.cognition.2019.104054；材料：https://osf.io/b4szp/。干预依赖相关知识与实验条件，不是通用解法。
• Steeven Ye et al., “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-analysis of the evidence for an illusory truth effect and its determinants,” Nature Communications 17, 3270 (2026)：https://doi.org/10.1038/s41467-026-70041-x。汇总结果存在异质性、偏倚疑虑和地域偏斜；亚洲证据极少，本文不外推中国受众的效应量。

版本说明

简体中文为研究母稿，实质修订将记录日期并重新经过受影响门禁。

> 编辑状态：本文已完成独立事实与版权审校、匿名盲审及文字终校，并于 2026-07-18 获总编辑批准，进入分批发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