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定调
杜牧是晚唐文名最盛的士人。《阿房宫赋》"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"传诵千古；《罪言》写于河朔三镇桀骜难制之时，专斥朝廷议者姑息之非。他有见识，论藩镇、论兵法、论财赋皆有成说；也有担当，同科刘蕡被黜，物论为之称屈。但这样的才士，仕途止于中书舍人，史称其刚直有奇节而时无右援。
司马光在卷66的"论仁"专条里，点名驳了他论荀彧的一句话。杜牧说荀彧"劝魏武取兗州则比之高、光，官渡不令还许则比之楚、汉"，及事就功毕，又想"邀名于汉代"，好比教盗贼穴墙开匮而不肯分赃；司马光以为"文胜质则史"，史家记人之言必有文饰，比魏武于高、光、楚、汉的是史氏之文，未必出于荀彧之口。
一个文学天才以文评史，一个史家以史纠文。杜牧用"教盗分赃"的惊人比喻立论，司马光用"岂皆彧口所言邪"的考据纠偏。文学的传神与史学的求真在这里相撞，而杜牧的才华，恰恰成了他论史时的盲区。
二、小传
杜牧（803—约852），字牧之，京兆万年人，宰相杜佑之孙。太和二年（828）登进士第，又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，与裴休、李郃、李甘、马植等二十二人同科中第；刘蕡对策指斥宦官而被黜，物论嚣然称屈（卷243）。此后历官黄州、池州、睦州刺史，曾上书宰相李德裕论淮西、泽潞用兵之事（卷247）。大中三年（849），朝廷诏史馆修撰杜牧撰韦丹遗爱碑（卷248）。官终中书舍人。所著《阿房宫赋》《罪言》《注孙子》并传于世。司马光于卷66引其论荀彧之语而驳之（seq51）。
三、关键抉择
1. 同科刘蕡被黜（太和二年，828，卷243）
"甲午，贤良方正裴休、李郃、李甘、杜牧、马植、崔玙、王式、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，皆除官。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等见刘蕡策，皆叹服，而畏宦官，不敢取。诏下，物论嚣然称屈。谏官、御史欲论奏，执政抑之。李郃曰：“刘蕡下第，我辈登科，能无厚颜！”"
- 情境：刘蕡对策极言宦官之祸，考官冯宿等见其策皆叹服，却畏宦官不敢取录；诏书一下，物论嚣然，为刘蕡抱屈。杜牧与刘蕡同科。
- 选项：或缄默登第，置身事外；或为同科鸣不平。
- 所选：这一科里，李郃公开说"刘蕡下第，我辈登科，能无厚颜"，并上疏请求以己所授官回授刘蕡；谏官御史欲论奏，被执政压下。杜牧身在其中，虽未留名语，与李郃同列，士人之风骨所系。
- 后果：刘蕡终不得用，后来只做到使府御史；杜牧等二十二人中第除官，多出任州县。
- 复盘：刘蕡案是晚唐士人风骨的试金石。考官"叹服而不敢取"，是当时士林的集体症候，知道对，不敢做。杜牧后来的《罪言》，正是这种"敢言"的延续。他敢写，时代却不敢行，文的勇气与势的窒息并存。
2. 作《罪言》论藩镇（卷244）
"杜牧愤河朔三镇之桀骜，而朝廷议者专事姑息，乃作书，名曰《罪言》，大略以为：“国家自天宝盗起，河北百余城不得尺寸，人望之若回鹘、吐蕃，无敢窥者。……今上策莫如先自治，中策莫如取魏，最下策为浪战，不计地势，不审攻守是也。”"
- 情境：河朔三镇割据七十余年，河北百余城朝廷不得尺寸；而朝议者专事姑息，无人言振作。
- 选项：或附议姑息，或主张浪战，或主张先自治。
- 所选：杜牧愤而作《罪言》，断以"上策莫如先自治，中策莫如取魏，最下策为浪战"。
- 后果：《罪言》成为晚唐政论名篇，"自治"之论高出时流；杜牧的刚直敢言，也为当权者所忌，仕途终未大用。
- 复盘：《罪言》的"先自治"是杜牧政治思想的核心。他不作浪战之愤青，也不为姑息之乡愿，看出河北百余城"人望之若回鹘、吐蕃"而无人敢窥，根子在朝廷自身衰弱。先强自身，再图外患，与司马光先固本而后图外的思路相通。
3. 论荀彧被司马光驳（卷66）
司马光论荀彧，先许其功，后驳杜牧之论："管仲不死子纠而荀彧死汉室，其仁复居管仲之先矣！而杜牧乃以为“彧之劝魏武取兗州则比之高、光，官渡不令还许则比之楚、汉，及事就功毕，乃欲邀名于汉代，譬之教盗穴墙发匮而不与同挈，得不为盗乎？”臣以为孔子称“文胜质则史”，凡为史者记人之言，必有以文之。然则比魏武于高、光、楚、汉者，史氏之文也，岂皆彧口所言邪！用是贬彧，非其罪矣。"
- 情境：杜牧评荀彧，说他劝曹操取兖州则比之于高帝、光武，官渡之战不让曹操回许都则比之于楚汉相争，功成之后又想邀名于汉室，如教盗穴墙开匮而不与同挈；司马光以为此论失实。
- 选项：或从杜牧之喻，视荀彧为伪忠；或从司马光之考，许荀彧之仁。
- 所选：司马光断荀彧之仁在管仲之先，以为"岂皆彧口所言邪"，又诘"彧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，岂人情乎"。
- 后果：杜牧"教盗分赃"之喻被驳正，文学修辞与历史事实的界限由此显豁。
- 复盘：杜牧之失，失在以文害史。他用"教盗穴墙发匮"的惊人比喻评荀彧，把史氏之文当成荀彧口言。司马光的方法论是：凡为史者记人之言，必有以文之；修辞不等于本意。评价历史人物，先分记载与事实，不能拿比喻当证据。
四、成败归因
4.1 史实归因
- 成：太和二年登第应科，名动一时（卷243）；《罪言》论藩镇，"上策莫如先自治"，成晚唐政论名篇（卷244）；上书李德裕论兵，见其知兵（卷247）；撰韦丹遗爱碑，朝廷认可其史笔（卷248）；《阿房宫赋》传诵千古。
- 败：刚直有奇节而时无右援，仕止于中书舍人；论荀彧被司马光驳，"文胜质则史"，史论有失。
4.2 性格驱力（才与势的错位）
- 形成：杜牧以名门之后、才士之姿进入仕途，他的才在文、在论；而晚唐之世，宦官专权，藩镇坐大，朝廷议者专事姑息。才与势从第一天就错位。
- 收益：文名千古，《阿房宫赋》《罪言》传世，"后人哀之而不鉴之"成为警世之言。
- 反噬：才的锋芒在浊世里是不合时宜。杜牧敢论列大事而无人引援，文能传千古，仕止于中舍。才高者未必位高，时势不借；位高者未必才高，宦竖当权。他选择以文立言，不媚于势，用立言弥补立功之缺，这或许是才在势浊之时的最好出路。
五、镜鉴
【史论·臣光曰·#51（卷66，论仁专条，点名杜牧）】
"孔子之言仁也重矣，自子路、冉求、公西赤门人之高第，令尹子文、陈文子诸侯之贤大夫，皆不足以当之，而独称管仲之仁，岂非以其辅佐齐桓，大济生民乎！……管仲不死子纠而荀彧死汉室，其仁复居管仲之先矣！而杜牧乃以为“彧之劝魏武取兗州则比之高、光，官渡不令还许则比之楚、汉，及事就功毕，乃欲邀名于汉代，譬之教盗穴墙发匮而不与同挈，得不为盗乎？”臣以为孔子称“文胜质则史”，凡为史者记人之言，必有以文之。然则比魏武于高、光、楚、汉者，史氏之文也，岂皆彧口所言邪！用是贬彧，非其罪矣。……彧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，岂人情乎！"
司马光专条驳杜牧：许荀彧之仁在管仲之先，"用是贬彧，非其罪矣"。他驳的不是荀彧，而是杜牧的方法，以比喻断人罪。史氏之文有文饰，不能径以为当事人之言。此条为卷66"论仁"专条，点名杜牧，专条级引用。
【实录·刘蕡案（卷243，通鉴原文）】
"贤良方正裴休、李郃、李甘、杜牧、马植、崔玙、王式、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，皆除官。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等见刘蕡策，皆叹服，而畏宦官，不敢取。诏下，物论嚣然称屈。……李郃曰：“刘蕡下第，我辈登科，能无厚颜！”"
通鉴实录刘蕡案：考官叹服而不敢取，物论称屈，李郃发"厚颜"之叹。杜牧与李郃同科，这一科的遭遇，是晚唐宦官之祸下士林风骨的一个侧面。
【实录·罪言（卷244，通鉴原文）】
"杜牧愤河朔三镇之桀骜，而朝廷议者专事姑息，乃作书，名曰《罪言》，大略以为：“国家自天宝盗起，河北百余城不得尺寸，人望之若回鹘、吐蕃，无敢窥者。……今上策莫如先自治，中策莫如取魏，最下策为浪战，不计地势，不审攻守是也。”"
通鉴实录杜牧《罪言》：愤藩镇之桀骜，斥朝议之姑息，断以"先自治"为上策。杜牧的政论见识，尽在此篇。
【他史边界】：杜牧"刚直有奇节，不为龊龊小谨，敢论列大事""时无右援"语出《新唐书》，本传引为背景；《阿房宫赋》"秦人不暇自哀，而后人哀之"为杜牧自作，非通鉴所载。
六、同类对照
- 荀彧（东汉谋士）：司马光许其"仁复居管仲之先"，死汉室是仁；杜牧读其"邀名于汉代"，以教盗为喻，是伪。同一荀彧，两种判断。分歧在心迹之辨：史家看合人情，文人看合逻辑。司马光以"杀身以邀名，岂人情乎"证荀彧之诚，杜牧以"教盗分赃"断荀彧之伪。
- 李商隐（晚唐诗人）：李商隐卷身牛李党争，诗多隐晦，一生蹭蹬；杜牧直行敢言，仕至中舍。同为晚唐才士，才不得大用是共运。委曲与直行，是才在浊世的两种活法。
- 司马光（北宋史家）：杜牧以文的惊人评史，读之痛快；司马光以史的严谨纠文，思之服人。文与史互补：史无文则枯，文无史则浮。杜牧之失，正是拿文当史的教训。
七、今用
1. "文胜质则史"：评价要分清修辞与事实。杜牧拿"教盗分赃"的惊人比喻当荀彧的本意，以文害史。评价任何事，先分说法与事实；比喻可以帮助理解，不能当证据。"听起来对"不等于"真的是"。
2. "先自治"是解决外患的根本。杜牧《罪言》断"上策莫如先自治"。面对外部压力，主战与主和都不是根本，先强自身才是中道。河北百余城"人望之若回鹘、吐蕃"而无人敢窥，根子在朝廷弱。
3. 才与势错位时，用立言补立功。杜牧仕止中舍而文传千古。当你的才不被势所用，别只怨时运；写下来、留下来，是才的另一种兑现。立功有时限，立言有传世。
4. 同科之愧，是集体风骨的试金石。刘蕡被黜，李郃发"厚颜"之叹，请求回授官职。面对不公，沉默的受益者与发声的良知，是风骨的底线。先觉其屈，再敢言，最后有所行动。
5. 功之当为，不系于功后之评。杜牧《罪言》之功不因论荀彧之失而被抹杀；"教盗分赃"之喻也不因《阿房宫赋》之名而豁免。文与史分开记账，评价人物如此，评价才华与判断亦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