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、定调
晚唐最硬气的皇帝，靠一个"狠"字中兴。唐武宗即位后倚重李德裕，会昌年间（841—846）对内整顿吏治、抑制宦官，对外击退回鹘、打击藩镇，史称"会昌中兴"。他最硬的一手是灭佛：他"恶僧尼耗蠹天下"，会昌五年（845）"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，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"，"收良田数千万顷，奴婢十五万人"，以举国之力清空佛教的经济基础，为朝廷收回大量土地与人口（卷248）。但他也在晚年服食丹药、宠信道士赵归真，会昌六年（846）崩，年仅三十三，王才人"愿从陛下于九泉"，自缢殉葬（卷248）。通鉴写他，写的是晚唐最后一个能狠下来的皇帝：他能中兴，也因狠而短命。会昌中兴的"狠"，是晚唐最后的回光返照。
二、小传
唐武宗（814—846），本名李瀍，改名李炎，唐穆宗第五子，文宗之弟。本名出《新唐书》，通鉴未载，不写。开成五年（840）文宗崩，宦官仇士良等拥立李炎即位（卷246）。在位六年，年号会昌。他倚重宰相李德裕，会昌中兴：仇士良"以左卫上将军、内侍监致仕"，宦官气焰为之一挫（卷247）；讨平泽潞刘稹之叛（卷247）；击退回鹘，稳固北边（卷246-247）；会昌五年（845）灭佛，毁寺四千六百余区、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（卷248）。会昌六年（846）崩于丹药，年三十三，庙号武宗（卷248）。通鉴记其一生，卷246至248为本传核心。
三、关键抉择
1. 即位之初：用谁为相（开成五年至会昌初，840-843）
武宗由宦官拥立，即位后首要问题是"谁为宰相"。前朝牛党当道，此时他有两个选择：用牛党，维持前朝格局，宦官放心；或用李德裕，李党领袖，能臣但得罪过宦官与牛党。他选了后者。
他不因李德裕得罪过牛党与宦官而不用他，力排众议拜为宰相，委以国政。此后李德裕主持会昌中兴：泽潞平定、回鹘击退、宦官受制。武宗的第一抉择是"用人不避党"：他在乎"能"，不在乎"派系"。这是会昌中兴的起点。对照文宗"受制于家奴"，武宗敢用强相，晚唐的强弱分野正在于此。
2. 对回鹘：战还是和（会昌年间，842-843）
回鹘乌介可汗犯边，"质公主，南度碛，屯天德军境上"，又求借振武一城（卷246）。朝议或主和，以羁縻、和亲买边安；或主战，乘回鹘内乱衰敝击退之。他选了主战。
他采用李德裕之议，遣张仲武、石雄等击回鹘，乌介可汗败走，北边安定。这一仗是"乘衰定边"：回鹘内乱衰敝，正是击退的良机。这与汉宣帝时萧望之劝勿伐匈奴之丧恰成对照：同是"乘衰"，一个守义不伐，一个取利而击，时代与对手不同，策略各异。对外政策，信义与实利本有双轨，视时机而定。
3. 灭佛：干不干（会昌五年，845）
武宗"恶僧尼耗蠹天下"，道士赵归真等劝之。佛寺遍天下、僧尼二十余万、占田无数。此时他有两个选择：不动佛教，怕激起民变、藩镇反弹；或灭佛，毁寺、归俗、收田、收奴。他选了后者。
卷248记其规模："上恶僧尼耗蠹天下，欲去之"，敕上都、东都两街各留二寺，每寺留僧三十人，"余僧及尼并大秦穆护、袄僧皆勒归俗"，"财货田产并没官，寺材以葺公廨驿舍，铜像、钟磐以铸钱"。诏书总结："凡天下所毁寺四千六百余区，归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"，"收良田数千万顷，奴婢十五万人"。
朝廷因此收回大量土地与人口，充实财政。但灭佛的狠也埋下隐患，武宗崩后宣宗即"复佛法"。从制度看，这是"资产没收"而非"税制改革"：没收一次性、靠君主意志推行，税制制度化、可持续，所以人亡政息，正是没收的制度性质所决定。狠能解决问题，也制造问题；没收能一时得利，制度才能长久。
4. 晚年服丹：信不信（会昌五至六年，845-846）
武宗晚年宠信道士赵归真，服食丹药求长生。此时他有两个选择：节制，丹药伤身，适可而止；或深信赵归真等炼制的仙丹。他选了后者。
他服食丹药，日以枯槁，会昌六年崩，年仅三十三，中兴之主英年早逝。武宗的"狠"用到自己身上就成了"愚"：他能狠下心来灭佛，不信佛；却深信道士的丹药，信仙。同一个皇帝，对佛极狠、对道极信，刚断与迷信并存。中兴之主死于丹药，是"会昌中兴"戛然而止的直接原因。
5. 临终：问王才人（会昌六年，846）
武宗疾困，顾王才人曰："我死，汝当如何？"才人对曰："愿从陛下于九泉！"武宗以巾授之。武宗崩，才人即缢。继位的宣宗闻而矜之，赠贵妃，葬于端陵柏城之内（卷248）。
武宗的临终，是"刚主"最后的温柔与残酷。他一句"我死，汝当如何"，换来才人自缢殉葬。这是权力结构下的牺牲："愿从九泉"是那个时代的殉葬伦理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爱。武宗之问，正是"刚主之爱"的残酷面。通鉴如实记之，不作道德评判，只留宣宗赠贵妃的哀怜。
四、成败归因
4.1 史实归因
武宗之成，在用对人加敢下手。用人不避党，专任李德裕为相；抑宦官，仇士良致仕；平藩镇，泽潞刘稹；退强虏，回鹘；灭佛收财，田、奴、钱。晚唐积弊，武宗六年内狠治大半，史称会昌中兴。这三条战线共享一个支点：李德裕。这是用人不避党的直接红利。
其败，在"狠"的代价。一是服丹求仙，信道士赵归真，丹药伤身，三十三而崩；二是灭佛的激进，武宗崩后宣宗复佛法，政策反复；三是司马光在臣光曰里批评他诛董重质、郭谊，"杀降，非信也"，用人之失。武宗的狠成就了中兴，也透支了生命与政策的连续性：他用六年做完别人二十年的事，却没能再多活十年把中兴做稳。狠能开局，稳才能守成，武宗有狠无稳，故中兴如流星。
4.2 性格驱力
他的底色是晚唐宗室的刚烈，加上不信佛的理性与信丹的迷信并存。晚唐皇权衰微，宦官立君、藩镇割据、牛李党争，这份憋屈让他形成"我偏要硬来"的刚断性格，不甘受制于宦官、牛党与佛教。收益是：用李德裕而得中兴，灭佛而收财，抑宦而立威，"狠"让他在六年内立起中兴之主的威名。
反噬在"狠"的极致是"刚愎"：他信李德裕，对；也信赵归真，错。用人的狠断与求仙的愚信并存。他对佛教灭得彻底，是理性算计；对道教信得盲目，是丹药。刚主的两面：能断大事，不能自医。他是晚唐唯一敢狠的皇帝，也因狠而短命；会昌中兴证明狠能救一时之弊，武宗之崩证明狠不能救自己。中兴的火焰，被他自己吹灭了一半。
五、镜鉴
本传为实录支撑型，通鉴无专条点名唐武宗之臣光曰，但卷248有涉武宗之臣光曰（杀降论），为实名直引。
臣光曰（卷248，杀降论·点名武宗）："董重质之在淮西，郭谊之在昭义"，司马光说，彼二人者，始则劝人为乱，终则卖主规利，其死固有余罪；然"宪宗用之于前，武宗诛之于后，臣愚以为皆失之。何则？赏奸，非义也；杀降，非信也。失义与信，何以为国！"司马光批评武宗诛降将，与宪宗用降将皆失，一赏奸、一杀降。武宗之狠，在司马光看来是过。本传如实引录，武宗中兴之功与杀降之失并存，不作回护。
时人评（同卷实录）：卷247仇士良"以左卫上将军、内侍监致仕"，是宦官权阉退场；卷247仇士良临去教党羽以固权宠之术，"天子不可令闲，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"，是权阉的自白；卷248王才人"愿从陛下于九泉"，是刚主之爱的残酷面。
他史边界：武宗本名李瀍、"沉毅有断"等出《新唐书》，通鉴未载，本传注明不写；灭佛账目、"我死，汝当如何"等，通鉴卷248实载。
六、同类对照
- 唐宪宗（唐·中兴之主）：同为中兴之主，都用强相，宪宗用裴度，武宗用李德裕；都削藩，元和平蔡，会昌平泽潞。但司马光把宪宗用董重质与武宗诛郭谊并论，赏奸杀降皆失，两代中兴之主的用人得失一并批评。
- 唐宣宗（唐·继任者）：武宗灭佛，宣宗复佛，政策反复。武宗刚，宣宗察。晚唐最后两个硬皇帝，一个因狠短命，一个因察善终。
- 唐文宗（唐·前任）：文宗受制于家奴，甘露之变失败；武宗抑宦成功，仇士良致仕。同是晚唐皇帝，一个压住了宦官，一个被宦官压住。
- 周世宗（五代·明主）：世宗以信令御群臣，武宗以刚断驭天下。同为五代与晚唐的强主，一个以信服人，一个以狠立威，结局与评价各异。
七、今用
1. "狠"能开局，"稳"才能守成。武宗六年狠治，三十三而崩。改革、整顿的狠劲可以立竿见影，但没有稳健撑着，狠的成果守不住。会昌中兴如流星，正在有狠无稳。
2. "用人不避党"是破局第一招。组织积弊时，别被派系捆住：谁能干活用谁，哪怕他得罪过人。用人看能，是破局的第一把钥匙。对照文宗受制于家奴、不敢用强臣。
3. "狠"要有政策连续性。武宗灭佛、宣宗复佛。激进的改革一旦推行者倒下，就被反攻倒算。狠的改革要配制度固化，把成果写进制度，不靠推行者个人，否则人亡政息。
4. "理性"与"迷信"可以并存于同一人。武宗能算清灭佛的账，算不清丹药的账。再理性的人也有盲区。警惕自己的"赵归真"，那个让你放松警惕的执念；重大决策尤其健康、财务、法律，要交外部人把关。
5. "刚主"要防"刚愎"。武宗信李德裕对，信赵归真错。能断大事的人，最容易在自己确信的事上刚愎，听不进反面意见。狠的人要主动养敢顶你的人。果决是性格，判断是能力，看一个果断的领导者，要看他的进言结构：身边是敢顶他的能臣，还是顺着他的术士。